工業固體廢物造成土壤污染不容忽視 受害者維權難
除了非法傾倒、焚燒工業固體廢物會引起環境污染，在正常的工業固體廢物處置過程中，也容易產生二次污染。
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固體廢物污染控制技術研究所副所長黃啟飛表示，目前工業固體廢物處置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通過加入藥劑，讓固體廢物固化、穩定化。當固體廢物的浸出毒性等指標達到一定標準后，進填埋場進行填埋處置。這種方法適用于各種重金屬固體廢物。二是對固體廢物進行資源化利用。
理論上講，如果能將固體廢物轉化利用，治理污染的成本會大大降低。但是轉化利用需要技術、器械支撐，而能掌握這種技術的國家和地區比較少，成本也比直接對固體廢物進行降毒處理要高。目前，國際上采用第一種方式的情況較多。例如，美國從上世紀80年代至今，都是通過固化、穩定化后在危險廢物填埋場以填埋處置的方式處理鉻渣。我國也是如此。
在這些處理工序中，處置固體廢物需要添加藥劑，或者加熱焙燒。伴隨這些物理、化學反應，很可能會產生一些新的污染物。利用固化、穩定化后的固體廢物生產出來的產品，如各種建筑材料經過日曬風吹，其中的毒害物質也可能再次被釋放出來。“對固體廢物的二次污染問題，一定要高度重視。”黃啟飛說，“中國工業固體廢物的產生量很大，而填埋場的處置能力有限。要有效處置危險固體廢物，中國必須走自己的路。”
以鉻渣處理為例。2005年，環保部牽頭制定并組織實施《鉻渣污染綜合整治方案》，到2012年共處置了鉻渣600萬噸，其中450萬噸是2005年以前歷史積存的鉻渣。在黃啟飛看來，鉻渣處置的實踐表明，技術路線是有效的:“通過濕法或者干法解毒，鉻渣的毒性大大降低，除填埋處置外，一部分還能用來生產建筑材料，比如磚、水泥，這就極大地消納了鉻渣。”黃啟飛認為，以往之所以積存了大量的含重金屬礦渣，根本原因在于缺少經濟有效的技術支撐。如果有經濟有效的技術，礦渣早就消納完了。
也有專家擔心，技術路線所要擔負的風險和成本，以及二次污染的可能性，均遠高于降毒填埋的傳統方式。“在對固體廢物處置中，如果資源化、減量化的技術會對環境造成比較嚴重的危害，那么這種技術就不能要。”黃啟飛強調，固體廢物處置的前提是無害化。
污染受害者維權之痛
在記者跟進調查的兩起因固體廢物而產生的環境污染事件中，當事人不約而同地提到了“維權難”的問題。
北京密云“毒地”事件中，當事人劉某耗盡千萬身家投資的土地，竟因一家韓企的偷埋固體廢物行為血本無歸，至今只能住在以前開網吧住的小屋里，終日等待著申訴結果。
江蘇省連云港市某公司偷埋固體廢物的事件中，舉報人錢某兩年多來從連云港告到北京。現在他連家都不敢回，“他們幾次找到我的家人，要與我‘談話’，我不敢去。”錢某說，他現在躲在什么地方，不會告訴任何人。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污染受害者法律幫助中心負責人王燦發，曾作為公益訴訟代理人代理了福建省屏南縣1643名村民聯名狀告屏南縣榕屏聯營化工廠污染環境的案件。王燦發回憶說，2002年底，農民們將訴狀遞到福建省寧德市中級法院，2003年1月初法院立案，2005年5月11日一審判決，前后花了兩年多時間。維權難，令污染受害者感到痛心、乏力。
據王燦發總結，污染受害者維權難主要表現在:
起訴難。污染受害者大多數是農民，高昂的訴訟費、律師費、鑒定費使他們難以支付。污染企業又都是當地政府的利稅來源，有的甚至是“支柱”企業，看不見的地方保護使得訴訟難上加難。
舉證難。由于環境污染損害后果是在污染發生一段時間后才顯現的，而且廢水、廢氣和噪聲都是變化不定的，因此等到事后取證早已時過境遷。加上群眾缺乏證據保護意識，等到取證時，有的證據早已滅失。
鑒定評估難。目前我國有資質的環境污染鑒定評估機構十分缺乏，全國目前只有4個省市有官方的環境污染司法鑒定機構。再加上缺乏統一的技術標準和鑒定方法，不同機構對同一個案件作出的測評結果常常大相徑庭，有的甚至截然相反，讓法院難以定奪。
因果關系認定難。一般情況下，污染與后果之間往往有一中間體，如空氣、水源等，受害者長期生活在污染環境里，不良后果逐漸顯現，這種因果關系的認定十分困難。
勝訴難。許多案件地方干擾因素多，污染受害者勝訴幾率不大。
執行難。環境污染往往損害巨大，如果完全按照損害程度賠償，有的工廠就得倒閉。在這種情況下，法院要強制執行十分困難。
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環境資源法研究所所長王曦介紹，除了打官司維權困難重重，還有一個被人們長期忽視的問題，就是污染到底如何處理。
按照環境保護法確立的“誰污染，誰治理”的原則，被關停的污染企業，關停后也應當承擔污染的善后事宜。但因為關停的要么是采用落后生產工藝、設備和無環保手續的小作坊，要么是企業設備老化、歷史遺留問題多、政策性負擔重的老企業，前者沒有善后能力，后者需要挖空心思去解決安置等難題，沒有心思善后。要追究污染企業善后不力責任也有困難，“我國目前缺乏相關法律規定。”王曦說。
一起固體廢物污染事件到了最后，往往是受害者無法獲得救濟、有關部門僅僅是罰款了事，污染也沒有得到治理，這種結果誰都不想看到。
釋放了一些積極信號
對于固體廢物帶來的問題，陶建格認為，要根據各地固體廢物管理實際情況，完善管理體制，形成立法、執法和監督管理齊抓共管的局面。“地方環保部門要組織和檢查轄區內各單位進行固體廢物處置的活動;加強檢查，落實企業固體廢棄物申報登記，對固體廢棄物污染防治進行日常監督;加大對固體廢棄物污染環境違法違規者的調查和處罰。”
陶建格認為，“無害化”依然是關鍵。二次污染的問題很嚴重，“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是目前固體廢物宏觀調控的方向。減量化，即從污染源頭抓起;資源化，即對固體廢物進行綜合利用，按照循環經濟理念，把固體廢物作為資源回收利用;無害化，即強調固體廢物的處理水平。
“在廢物處置中，要以高標準、嚴要求來防止發生二次污染。垃圾填埋場滲瀝液危害嚴重，要嚴格處理，達標排放，不能隨意進入城市污水管網;對產生的沼氣要進行收集，在經濟合理的前提下回收利用，不能利用的要科學處置;嚴格垃圾焚燒廠的技術設備和工藝流程的技術規范，防止二噁英危害。特別是對危險廢物要集中處置，確保無害化。”陶建格說。
采訪中，北京大學環境法教授周珂坦言，最近公布的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報告，以及修改后環境保護法的出臺，至少釋放了一些積極的信號，約束排污企業，為污染受害者提供維權依據，“毒地”現象可能會得到遏制。“現在的問題是，我們對土壤污染問題不能夸大也不能縮小，實事求是才有意義。建立治理土壤的法規是個系統工程，要真正治理土壤污染源，涉及全面的環境保護問題，任務還很艱巨。”（靖力/正義網電）
來源：監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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