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拷問】中國的質量管理真的很悲哀嗎?
閑聊時，張曉東閑淡平和；可一談到質量，他就成了“憤青”，情緒激動，言辭激昂；對于中國質量界和企業界的追趕潮，張曉東憂形于色，他說：這是中國企業的悲哀！
保守的意義在統計基礎
《品質文化》：在中國質量界，您的主張為什么向有新保守主義的稱謂？
張曉東：現在大家都在不斷學習新的東西，但在各種講課和講演中，我總是說：中國企業不要跟風，要塌塌實實從基礎做起。這并不是說我對新生事物不關心，我也在不斷學習，但我反對不加選擇地對國外潮流進行追隨或毫無原則的移植，在這方面中國企業已經吃了不少虧。
《品質文化》：難道中國企業不應該學習和追隨國外先進的東西嗎？
張曉東：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叫《先進的和有效的》，我說“先進”是把雙刃劍，我們不應該用“先進”這個詞來修飾管理，應該用“有效”；所謂先進的質量管理，其實就是發達國家現在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差距很大，把它們流行的東西拿到我們這里來，不見的能發揮作用，沒準兒我們利用它們30年前的東西，可能很適用。
另外，把西方的工具拿過來可以，但整個管理系統則需要我們自己琢磨。
《品質文化》：那么哪些東西對目前的中國企業來說是有效的？
張曉東：中國企業有時比較著急，但中國企業最缺的往往不是什么先進的管理理論和方法，因為在質量基礎上，中國企業有瓶頸，這些瓶頸問題解決不了，中國企業沒法再往上發展。
《品質文化》：這些瓶頸問題主要表現在哪里？
張曉東：現實的情況是，有些中國企業搞質量搞了多年，但基本的抽樣檢驗都不會，抽樣表都會弄錯。你想想：抽樣檢驗的方案都錯了，那么數據就錯了；數據錯了，有關產品質量的任何判斷和結論就都錯拉！這就是基礎問題。
《品質文化》：這是一種普遍的情況嗎？
張曉東：2001年全國質量管理獎評審前，我曾給來自170多家國內頂尖企業的300多位企業人士講課，我問哪家企業有隨機抽樣的十面色子，300多人中只有一個人舉手。這讓我想起來都后怕啊，國內多數企業的抽樣還是隨意抽樣而不是隨機抽樣，兩種抽樣完全不同，在隨意取樣中，某個數字被抽中的概率會比較高，它的科學性跟隨機抽樣沒法比。企業要是把數據建立在隨意抽樣的不可信基礎上，企業運營的所有環節都會有問題。
《品質文化》：據此推測，我們是否可以認為，中國企業的數據分析不夠科學，而這正是中國企業搞質量建設時的通病？
張曉東：對！數據的作用可以表現在企業運營的所有環節，包括戰略、設計、生產、檢驗等各環節。數據是科學理性的分析，企業不能僅憑感性和直覺去做事。對比一下國內外相關質量的文章大家會看到：中國的報告文字多，國外的報告則是數據多、圖表多。
感性和理性的悖論
《品質文化》：國外質量管理更注重理性和科學的分析，中國企業有時卻僅憑感性認識去做事，而這正跟國外質量管理是相悖的。
張曉東：對！當發達國家正在對人類的感性問題做理性分析的時候，中國企業卻對大量本該用理性分析的東西憑著感性去做。
《品質文化》：中國企業與國外企業在統計基礎上的差距到底有多大呢？
張曉東：日本生產木屐的企業，在研發階段，會研究人穿著不同材質的木屐在不同地面上走動所發出來的聲音是否悅耳，會研究人在走動時木屐落地的角度，他們為此做頻譜分析。豐田汽車有一個項目，是研究汽車車門被關閉時的聲音的高貴感。這些全是通過科學的方法做定量化分析。
日本某企業總務處利用因子分析做食堂環境改進的研究，因子分析一般是高級質量工程師才能做的事，而日本一個企業的總務部門的人員卻可以使用這種方法。
我在國內接觸過很多企業，還沒有見到過因子分析的案例。
《品質文化》：目前我國也有質量工程師考試制度，這是否會促進國內企業的質量建設工作？
張曉東：2001年我們開始搞質量工程師考試制度，我參與了大綱起草、教材編寫和師資培訓等多項工作；到考試時，有些機構甚至派出副教授級別的來應考，但考試多數不及格，第一年的合格率只有百分之十幾，多數不合格的卡在了統計分析上。
現在國內有關質量的培訓放在各個地方，民間也在做，但大學畢業的人都不一定能通過考試。明年國家要開始搞高級質量工程師的考試，難度會更大。
與我國相比，日本早在1951年就開始搞質量工程師的考試制度，我們比它晚了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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